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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 ：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 ，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 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 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 是不同 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 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 ，城市 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 ，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 的纽带 ，因此城市组织 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 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 ，比较典型 的是昂热 。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 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这些城市 ，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 是市民团结 的重要纽带 。这种类型 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 的共同体，城市存在 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 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 ，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 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 ，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 。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 的民兵组织 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 ，巴黎 、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 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 ，相互排斥 。以巴黎为例，街区 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 ，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 。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 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 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 ，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 ，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 ，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 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 。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 的记录 ，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 ，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 ，行会成员对于行会 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 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 的法国城市中 ，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 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 、并为成员提供保护 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 ，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 的诉求 。对工商业占主导 的城市，这 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

　　大体来说 ，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 ，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 ，而 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 的淡漠和行会 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 的弊端日益凸显 ，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 。相较而言 ，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 ，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 ，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 。其次 ，街区 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 是城市空间的扩张 ，增设街区 ，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 的既有框架 。最后 ，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 、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 、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 的多样性不言自明 ，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 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 。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 ，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 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 ，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 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 ，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 、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 ，但基层治理 的理念和实践却 是一致 的。街区 是城市基层治理 的基本单元 。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 、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 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 ，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 的权利 。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 ，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 ，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 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 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 。首先 ，市政街区实施 的市民自治实质上 是有产者的自治 。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 ，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 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 。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 的市民才能充任 。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 ，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 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 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 。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 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 的上升空间 ，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 的凝聚力 ，并造成街区制度 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 ，法国有越来越多 的移民涌入大城市 ，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 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 。最后，街区 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 。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 的进步和军队 的专业化 ，市民临时组建 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 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 ，近代法国国力 、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 。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 ，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 的来说 ，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 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 、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 ，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 ，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时代意识·视角独特·方法自觉******

　　时代意识·视角独特·方法自觉

　　——《青年亚文化 的时代表征与引导对策研究》评介

　　作者：韩庆祥（中央党校一级教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 ，青年创造美好明天。一个民族只有寄望青春 、永葆青春，才能兴旺发达”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 的力量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 的未来在青年。卜建华教授 的专著《青年亚文化 的时代表征与引导对策》的主要内容就 是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思想教育工作系列论述的一些认识和体会，该书紧扣青年 、青年亚文化 、有效引领这三个关键词 ，通过梳理和分析现阶段青年亚文化的时代表征与青年网络社会生活方式 ，审视青年亚文化在自媒体时代的时代表征与发展态势 ，提出了青年亚文化引导 的具体措施，这对我们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强化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着力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 的实践意义 。

　　首先，为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提供了新 的时代意识 。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 、无畏的 、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 是时代 的口号，是体现自身精神状态的最实际 的呼声” 。任何时代都有自己 的命题 ，只有科学地、辩证地把握和认识这些困难 ，才能够把我们的社会推向前进 。当前网生代青年正处于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 ，知识体系搭建尚未完成、价值观塑造尚未成型、情感心理尚未成熟。必须要有问题意识，立足于网络信息时代与青年群体 的精神需求 ，面对青年亚文化所体现 的时代样态类型 ，需要科学 的教育引导 ，使其具备与时代发展相适宜 的核心素质 ，才能不负伟大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与时代重任。青年亚文化 是一种集娱乐 、批判、建构于一身的复杂意识形态体系， 是青年群体中不同于社会主流文化 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 的集合， 是青年群体在生活方式 、思维观念 、行为方式 、精神品格、心理特征、话语体系等不同于社会主流文化 的综合体现。把握青年亚文化，既要审视青年自身实际，分析青年网络亚文化特征，又要跳出青年看青年 ，从时代的高度观照青年网络亚文化发展环境与奋斗精神培育状况 ，注重从社会大系统中聚焦青年亚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新时代标注了青年发展 的历史方位 ，为青年亚文化 的引领指明前进方向 、注入强劲动力 、涂抹上靓丽底色。新时代需要新青年 ，只有具备与时代发展潮流相匹配 的素质，以昂扬向上的姿态踏上新的长征路，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放飞青春梦，展现新气象。本书介绍了青年亚文化的时代表征与引导对策 ，分析了其对意识形态功能 的两面性和不可预测性 ，提出了具体 的措施与机制。尽管不同类型 的青年亚文化之间缺失严密的逻辑性，但从整体上看做到了时代意识导向下的主题明确，各高校可以充分借鉴相关研究内容 ，着力引导青年亚文化 的理性发展 ，为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强保证。

　　其次 ，为审视网络亚文化背景下的青年政治社会化提供了新 的独特视角。一本书 的新视角会让读者耳目一新，萌发读下去 的冲动；一本书 的视角创新能够带给读者思考，增长知识和智慧。视角创新，就是 是否凝练反映时代标识 的新概念 、能否提出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又合乎情理的新观点 。政治社会化 是青年成长过程中 的关键性阶段，青年政治社会化要求青年个体树立和培养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近的社会价值观 ，并逐步促使青年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 。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全面研究了青年亚文化的时代样态呈现、主要内容及现实途径。围绕青年这一青年亚文化 的参与主体 ，强调青年亚文化样态呈现与青年政治社会化历程高度统一 。以上概念和观点 ，思路清晰 ，逻辑严密，观点鲜明 ，对我们深入研究 、理解思考当前网络文化背景下的青年政治社会化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耐人寻味、引人深思，体现了本书的“时代感”“厚重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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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 是国家 的未来 ，肩负着重大 的历史使命，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青年亚文化 的发展轨迹中 ，有利于促进青年群体 的健康发展。所以 ，对于青年亚文化 ，既要尊重青年群体 的需求性和创造性 ，也要发挥这一文化 的积极效应，提升青年群体 的自我价值认同感 。与此同时 ，需要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基础上 ，认真总结和提炼青年亚文化的优点 ，将这些优点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当中 ，通过多种多样的信息渠道，不断提升主流文化的传播力 ，充分发挥青年亚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辅助功能 ，以多样化的语言风格满足不同社会文化主体 的需求 ，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青年网络亚文化 的良性互动。

　　（文图 ：赵筱尘 巫邓炎）